转:吴晓波: 这一代的杭州

这座城市的气质一直飘忽不定,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从2009年起,每年的11月全国都有超过400家媒体的记者涌进了城市的西部,目睹一个商业传奇的诞生:阿里巴巴的淘宝将在这一天创造多少亿的交易额。而一位长相奇异的中年杭州男人对几位被选择出来的来访者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每次听起来都有点夸张的商业梦想。
因为有阿里巴巴的存在,如今的杭州被视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网易把它的运营总部迁到了钱塘江右岸,华为的一个研发中心和中国移动的数字阅读基地都设在这里,中国四大物流公司有两家诞生在杭州,据说,这个城市里有十二万软件开发者。今天的马云,对于杭州这座城市来说,好比一百年前的绍兴女子秋瑾,她在被捕杀后葬于西湖之畔的孤山脚下,杭州因此成为了反叛者最心仪的“身后之地”,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乃至苏曼殊等人的墓都环立于孤山。
这座城市的气质一直飘忽不定,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公元822年七月,诗人白居易授命南下到杭州出任刺史,其时,城市人口约4万户,计18万人左右,已号称“江南列郡,余杭为大”。
正是白居易在两年多的任期内,重构了杭州的城市格局,修堤筑坝,使西湖成为一个景观性湖泊,“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到赵宋南迁,此地居然被选为帝国都城,历百年而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在做商业史研究时,曾与当地史家研讨过一个问题,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杭州,他在游记中对杭州的记载到底有多少真实性,据意大利人的计算,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马可·波罗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根据炉灶的数量推算,临安城有一百六十万户人家,约640万人,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在我看来,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杭州是可疑的,不过也因为他的写作,让这座太平洋西岸的城市进入到了世界商业史的叙述之中。

1980年代初,读初中二年级的我随父迁入杭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座多么特别的城市。
这里的商业无法与一百七十公里外的上海相提并论,这里的湖光山色若放置于我从小长大的宁波、绍兴等江南水乡,也并无绝对的惊艳之处。在记忆中,当年城市的建筑物以灰色为主,市中心的四车道两旁植着如茵的梧桐树,道旁都是被水泥墙包围着的工厂和居民楼。中心城区的面积非常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倒数几位,在比邻陈旧的房屋中拥挤着80多万人,“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是1972年基辛格到访杭州时对这座城市的评价,当时,他在这里的一座盐商遗留下来的庄园里与周恩来总理起草了“中美联合公报”。
当我在1990年大学毕业,重新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一些陌生的、与金钱有关的景象开始像幽灵一般地出现,这些传说率先是从菜市场里传出来的,那些肤色粗糙、学历低下的男人从舟山、福建等地运来新鲜的海虾、带鱼和贝类,然后以几倍的价格出售,他们很快穿金戴银,成为这座城市里的暴发户,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先富起来的人”。
1990年底,我奉命去城东采访一家名叫娃哈哈的校办企业,据说它在三年时间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儿童营养液企业,娃哈哈派车来接我,是一辆苏联产的拉达,接我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请拽住车门,它不太牢,车子开到一半可能会打开。”
在一个处于狭窄街道的厂区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宗庆后,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杭州人的脸,方正、温和而缺乏特征,他的杭州话很纯正,讲起话来有点害羞,喜欢一个人的表示就是不断地给你递烟。我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他会成为中国的“首富”。
宗庆后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杭州籍亿万富翁,在他之前,中国的富人大多出现在城市之外的农村,进入90年代之后,财富开始向城市聚集,这里有更好的商场、学校和医院,浙江各地的乡镇企业家——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集体名字叫“浙商”——纷纷到杭州来定居、投资,城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繁荣了起来。
1998年,朱镕基政府开放了房地产行业,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房价迅猛上涨的城市,在2000年前后,杭州市中心的房价已从1200元每平方涨到了3500元每平方,而在当时,北京天安门附近及上海外滩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杭州市中心的杭州大厦一度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商场,它的单位面积营业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全国第一,一直到前两年才被北京的新光百货超过。

作为全国第一个高房价城市,政府在土地上尝到了甜头,有一位叫王国平的市委书记注定将在杭州城市史上与白居易一样被常常提及。王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他的父亲曾是建国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在十年执政时间里,他把杭州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来治理。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张杭州地图,随时随地摊开来指手画脚。
这是一位有争议的强权者和建设者,在他的强势治理下,环西湖的政府机构几乎被全数拆迁,实现了“还湖于民”,通过大规模的排淤过程,西湖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他还决定性地将城市的建设中心向东延伸,从西湖地带转移到了钱塘江地带,沿江两岸迅速崛起,城区规模得到了倍级增长,而在城市的西部,他保留了西溪,使之成为“绿肺”,全国人民知道它是因为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在这种空前的腾挪之中,杭州十年一大变,而政府也从中大得其利,在2009年,杭州的土地收入居然高达1900亿元,为全国城市之冠。
与其他成为过帝国都城的中国城市——比如西安、南京乃至成都等等都不同,杭州似乎少一份颓废之气,在这里的二十万在读大学生、十二万软件开发者、数十万的年轻创业者及打工者、以及数以十万计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群体让它始终散发出充满野心的商业主义气息。
它是一座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风景与商业的繁荣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需费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肤浅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样。
一年一度的西湖草地音乐节是中国最热闹的民间音乐节之一,西湖动漫节则是规模最大的动漫会展,据说杭州有很多大咖级的年轻网络作家,有一次我碰到廖一梅,跟她聊起杭州的话剧市场,他说,孟京辉剧团在杭州的票务情况竟好过上海,这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
跟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一样,杭州的交通是让人绝望的,我的住房在运河边,推窗可见城内唯一的南北高架桥,每到黄昏时分,红色的尾灯是一道惊心动魄的风景线。每到节假日,杭州城内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到这些日子,我必须离开。沉重的房价压力,让城市里的年轻人抱怨不已,如果静态计算的话,他们一辈子赚的钱都得还给一套百来平方米的住宅房。
但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仍然舍不得离开。

就在昨天清晨,我又去了一趟孤山。
站在湖之北岸,在我的身后是沉默的岳飞大庙,举目望出,我看见了苏东坡的长堤、秋瑾的大墓、俞樾的书房、林逋的水台、苏小小的亭子、吴昌硕的画室,向东一公里有史量才的别墅、张静江的公寓以及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美庐,水之南面是毛泽东常年居住的刘庄。
这些名字,有的显赫嚣张,有的潦倒一生,如今他们都各安其位地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
行遍天下之后,客观而言,杭州的山水若在世界各胜景中进行排名,肯定进不了前二十。但是,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若这些名字被一一朗诵出来,却会生长出别样的气质,它是“历史的黏性”,是被想象出来的风景。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题记中,他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
一切伟大的城市,大抵都是如此,它从历史中披星戴月地走出,在破坏中得到新生,每一代人都在它的肌肤上烙下印记,让它变得面目全非,然后在忧伤中退回到历史之中,只有城市永远存在,忍受一切,不动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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